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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钓鱼岛的历史
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
14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
明永乐年间出版《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即中国发现该列屿比日人起码早四百年以上，中国符合国际法“有效先占”的条件，日本难强词夺理。
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
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 1602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从此遭日人监督内政40余年。
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 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已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
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
光绪19年(1893)10月，慈禧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给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此条约只明文规定割台湾和澎湖列岛，没有提及此一海域的钓鱼岛群岛。 1940年，同属于日本“辖属”的台湾和琉球争夺钓鱼岛的归属权，日本东京法庭作出判决：钓鱼岛仍旧归属台湾管辖。
1945年日本向中、美、英、法等盟国投降，声明无条件地废除两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随即废除。按照此约，台湾和它所属各个群岛包括钓鱼岛，全部回归中国。
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等重要国际会议公告看，日本占据钓鱼岛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规定“把像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 苏联参加）。
其中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之诸小岛之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由于战后出现了冷战局面，美国为实现其遏制战略，将钓鱼岛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
1971年6月，美国又将钓鱼岛随同冲绳一起“归还”给日本。而日本正是依据这个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条约的所谓“协定”，于次年“接管”了钓鱼岛。
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美勾结”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指出这是完全非法的。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常” 。
从1964年生卖运效的《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看，钓鱼岛等岛屿与中国台湾省属于同一地质构造。
钓鱼岛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的琉球群岛相隔着2000公尺深的海沟。
按照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判伍”的原则，我国对全部东海大陆架享有主权，自然也对坐落在大陆架上的钓鱼岛等岛屿享有领土主权。
扩展资料：
钓鱼列岛分散于北纬25°40′～26°、东经123°～124°34′之间；列岛总面积约为6.3平方千米，钓鱼岛面积最大，约4.3平方千米，海拔高度约362米。
距我国台湾省基隆市约190千米，距福建省福州市和日本冲绳的那霸都是420千米。 钓鱼列岛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千米，相当于5个台湾本岛面积。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位于东海南部、台湾本岛东北、琉球海槽（俗称“黑水沟”）西北侧、琉球冲绳诸岛以西、八重山列岛以北的岛群，与台湾岛位处同一大陆棚。
钓鱼台列屿包括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若干小岛及其他一些岩礁，总陆地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
钓鱼台列屿最东端的赤尾屿距离最西端的钓鱼台约108公里掘配或（58海里），最北端的黄尾屿距离最南端的南小岛约23公里（12海里）。钓鱼台列屿各岛因淡水不足、泥土不厚、风浪较大，不适定居，为无人岛屿。
1、诉诸国际法之一：日本不符“有效先占”条件
日本主张对钓鱼岛列屿有主权的主要理由是：日人古贺辰四郎在一八八四年发现该岛后，在岛上建立了木头鱼工厂，搜集羽毛鸟粪。指该岛屿沿海一带久为琉球渔民捕鱼的地方。
此点意在声称日人为钓鱼岛列屿的发现者，并登陆、占领与使用该岛，若此点属实，在国际法上，日本已满足了对该岛的“有效先占”(OCCAPATION)条件。
从而建立了日本对该岛的管辖权(意即取得该岛为日本之领土)。但其子在一九七○年八月则否认该列屿为他父亲首先发现之说，只承认他父亲曾去过，但在此之前早有人去过。
但是中国史藉对此岛的最早记载见一四○三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即中国发现该列屿比日人起码早四百年以上，中国符合国际法“有效先占”的条件，日本难强词夺理。
2、诉诸国际法之二：钓鱼岛不附于琉球
再者，在国际法上若欲依据发现并占有一块无主地为理由，先占之主体必须是国家或由国家授权者，但日人古贺氏在向日本内政部申请对该岛的租地权时。
却被日本政府以“不认为该岛属于日本”为由驳回其申请。而在一九四一年日踞台湾时代的“台北州”为了保有钓鱼岛渔场，与冲绳(琉球)郡打了一场官司。
一九四四年日本东京法院更判决确定钓鱼岛列屿属于台北管辖。 当时日本虽已并吞琉球，但到一八九五年，中国战败后，日本占领台湾时同时占据钓鱼岛列屿。
并于次年批准古贺氏的申请，又于次年将之列入为日本领土。但在一九四二年中美英开会议宣言即指出“所有日本窃夺自中国的一切土地，均应由中国政府收复之。”这无疑包括钓鱼岛列屿。
此外，按照国际法中，一九五八年“大陆礁层公约”第六条规定：“(一)海岸毗邻及(或)相向之两个以上国家，其大陆礁层界线之划定。
符合其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之原则。”即钓鱼岛列屿属中国土地的自然延伸，主权属中国所有绝无疑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钓鱼岛
钓鱼岛从历史根源来讲到底是不是中国的？
钓鱼岛属于中国还是日本，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外交部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根据国际法中先占先得的原则，早在明代，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而根据实际管辖原则，自那时起，中央政府就已将钓鱼岛纳入海防范围，并建港泊船；而从《大陆架公约》来看，钓鱼岛毫无疑问属于中国。
一、先占先得，钓鱼岛从明朝就属于中国版图
国际法上领土取得方式最主要的是先占，但是先占一定是对无主地的先占。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因此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无主地。并不适用于国际法领土取得的“先占”原则。
1、在14、15世纪中国人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
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是成书于1403年的《顺风相送？6?1福建往琉球》，其载：“……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佳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今台湾)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书中对钓鱼岛的名称做了十分清晰的记录，表明至少在14、15世纪中国人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
中国明清两代册封使就把钓鱼岛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亮凯早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500多年。此后，琉球国不断派人到中国朝贡。据中国史书记载，明帝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赴琉，以利往来朝贡。
2、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
在明代钓鱼岛纳入中国疆域版图，已成为既成事实。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在《使琉球录》中完整记录了明朝册封琉球诸大使的航海经历。其载：“(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始发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今台湾)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今彭佳山)，过钓鱼屿(今钓鱼岛)，过黄毛屿(今黄尾屿)，过赤屿(今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夜行彻晓，风转而东，进寻退尺，失其故处。又竞一日，始至其山(即古米山)。有夷人驾船来问，夷通事与之语而去。十三日，风少助顺，即抵其国。”其中所谓“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 以及“又竞一日， 始至其山……风少助顺， 即抵其国”的记述，清楚地指出了明朝与琉球疆域的分界：古米山属于琉球，而钓鱼岛在明朝版图之内。
类似上述的记载在史料中屡见不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成书的《日本一鉴》，由“奉使宣谕日本国”的郑舜功撰写。该书更加明确地记录了钓鱼岛列岛为中国台湾所属：“小东岛，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国。”“小东”、“小琉球”、“大惠国”，即古代对台湾的称呼。“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意即钓鱼屿是坦键知属台湾的小岛。《日本一鉴》是一部具有官方文书性质的史籍，它反映出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而钓鱼岛归属中国版图也已确凿无疑。
3、甚至在宋、元时期，钓鱼岛就与福建渊源颇深
据《厦门日报》报道，钓鱼岛与福建，尤其是闽南的关系，非常深远。早在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岛上建立了军营，为了确实有效地守卫海疆，汪大猷派遣将士分别屯戍到闽南各岛。当时，澎湖列岛、台湾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都隶属汪大猷驻扎在澎湖军事机构的统辖，在行政上则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这一历史事实，在相关历史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元朝至元年间(公元1264年至1295年)，朝廷在澎湖设立巡寨，钓鱼岛则属澎湖巡寨所辖。
对闽南历史研究颇深的文史专家颜立水先生指出，作为泉州府同安县的下属机构，澎湖巡寨是一个正式的官派机构。尽管巡寨是同安县派出的一个机构，但澎湖巡寨管辖的范围却相当广，其中包括了澎湖、台湾及钓鱼岛等福建沿海各岛屿，说明了当时朝廷对闽海疆的重视。钓鱼岛成为了当时同安县属下的澎湖巡寨直接管理的最东边的一个岛屿。
二、实际管辖，明清开始中国就对钓鱼岛实施实际管理
在关于领土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中，实际占领要有效必须符合和平性原则，即国家对某一领土宣示主权的行为没有遭到别国长期、一贯地抗议或反对，或是“没有一开始就受到竞争性主权行为的反对。”显然，中国对于钓鱼岛的实际管辖，自明代开始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没有国家对中国对钓鱼岛行使主权发出质疑。
1、在明代钓鱼岛纳入了海防范围
在明代让消，政府就已经开始对钓鱼岛实施了有效管辖。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抗倭名将福建总督胡宗宪幕僚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其中《沿海山沙图》中不但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以内的情况，而且标明了这些岛屿的位置与统管区域。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吏部考功司徐必达根据《筹海图编》中的“万里海防图”重绘《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图中钓鱼岛明确标明在清朝海疆海防范围内。
天启元年(1621年)茅元仪《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明确把钓鱼山、黄毛山、赤屿绘入福建海防区域。此外，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万里海防图》福(建)七图、福(建)八图，施永图《武备秘书》卷二《福建防海图》等图籍，也都把钓鱼屿、黄毛山和赤屿绘入福建海防区域之内。
2、清代使节出海还曾举办过祭海仪式
清代史籍中有大量有关钓鱼岛的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第二位册封使汪楫著《使琉球杂录》卷5中，记载了使节一行乘船从五虎门出发，经彭佳屿、钓鱼岛，第二天到达赤尾屿的航程。同时记录了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过沟祭海的情况。根据当时惯例，使节走出清朝所辖属地时，在“黑水沟”一带要举行祭海仪式，以求保平安。
有关“祭海”的记载还见诸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册封副使周煌编撰的《琉球国志略》、嘉庆七年(1802)册封使李鼎元著《使琉球记》、嘉庆十三年(1808)册封使齐鲲著《续琉球国志》、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使徐葆光著《中山传信录》等等。这些文献均无一例外地记载，琉球海沟是清朝与琉球之间的分界，钓鱼岛列岛在中国疆界之内。
3、清朝官员也曾巡视此地并建港泊船
据《厦门日报》记者查证，清朝监察御史黄叔璥巡视台湾后于1722年撰写的《台海使槎录》，其卷二“武备”中清晰地记载道：“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即钓鱼岛)，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据专家介绍，文中“崇爻”是形容高耸交错，“薛坡兰”则指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也就是《筹海图编》中的橄榄山。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巡视大员在1722年之前就实地考察过钓鱼岛列岛，并曾建港泊船。
《台海使槎录》一书还详细地记载了中国清朝水师营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情况，其中称，巡哨船因岛屿“沿海暗沙险礁”而难以驾驶，只能等涨潮水平时才能进港，否则会搁浅或遇到风暴而无处泊船。改乘几艘轻盈平底的舢板随波漂浮也比较容易巡防，还可随处停泊。当时从事商旅贸易的这种平底船曾在海上来往如织。康熙壬寅五月，清政府水师营曾雇用这种船出海巡逻，遭遇暴风，桅杆折断而飘至浙江黄巌，人船都保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 2010年09月21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三、《大陆架公约》《波茨坦公告》均佐证了中国主权
1、中国大陆和钓鱼岛共属统一大陆架
按照《大陆架公约》确立的“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之原则，钓鱼列岛毫无疑问归属中国。
琉球海沟深有二千米，位于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等岛屿之间，东北端与日本海沟相接，西南与马里亚纳海沟相连，从地理上把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架截然分开，而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却与台湾岛一起，都坐落在水深只有二百米的大陆架上，从大陆架到琉球海沟，海面形成一条宽宽的落际，即黑潮，正如册封使记录的那样“去沧水入黑水”。
清册封使汪楫1683年所著《使琉球杂录》中专门做了记载，即册封船过赤尾屿后“过郊”时所渡过的“黑水沟”(琉球海沟)就是清朝与琉球海上边界。文中称所谓“郊”，指“中外之界”，即清朝与琉球王国的海上边界。周煌的《琉球国志略》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很明显，至少在清初，中国已将琉球海沟作为闽海之界，作为中国和外国琉球的分界线了，理所当然，赤尾屿到福建之间的所有海域和岛屿都是清政府领地，纳入在清朝版图之中。另外，中国明清两代的地图在中国的版图和海防图中均明确标出了钓鱼岛列岛。例如，1863年《皇朝中外壹统舆图》中“大清壹统舆图”便标出钓鱼岛列岛。
2、《波茨坦公告》规定钓鱼岛不属于日本领土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中、美、英联合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第八条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岛之内。”也就是说，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波茨坦公告》公认的日本领土，不仅不包括钓鱼岛，连冲绳都不是日本领土。《波茨坦公告》也明确解释了日本作为战败国在领土问题上不具备自我解释能力。日本没有权利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中央线划分的方案。
3、就连日本学者也曾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
日本所称最早发现钓鱼岛，是日本吞并琉球后的1884年。其时，相距1534年明朝册封使陈侃所着《使琉球录》已晚了350多年。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1971年日本左翼报纸《长周新闻》就指责日本不应该非法占有钓鱼岛；2004年6月，日本学者、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查证了大量历史资料后，出版了《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一书，对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争议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地图和文献都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注在中国的版图内。
石柱沙子镇,哪里可以钓鱼
石柱沙子镇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河流，湖泊和湿地，都是很好的钓鱼地点。特别是位于河流河口处的运河湿地，御握是许多渔民经常光顾的钓鱼地点。这里原生态的渔场给钓鱼者带来无尽的乐趣。另外，蒙山湖也是一个可以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湖水澄澈清澈，让人们可以放松心情，欣赏美景稿拆旦，也有很多种鱼类可以捕捉。键扰最后，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景观也是绝佳的钓鱼地点，里面的河流风景宜人，让人们可以放松自己，享受大自然的气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钓鱼地点。
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是什么?
依据：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银兆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又曾派陈棱、周镇州等率军攻打，途中经过钓鱼岛。
中国有关领有钓鱼岛的最早文献，至少可上溯至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至明朝，中国人杨载在一三七二年首先驻足钓鱼岛。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一六〇二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从此遭日人监督内政四十余年。一六五四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钱泳手抄有关钓鱼岛的文字。
清代名著《浮生六记》的佚文，就是清代学者钱泳的手写笔记《记事珠》。正是他的亲手抄录，得以保留下沈复所著的《浮生六记》的第五记《海国记》。 日本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而沈复发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比日本人早76年。 海峡两岸学者聚首南京，进一步考证钱泳的手抄本《海国记》。来自台湾师范态搏森大学的蔡根祥教授，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萧相恺以及古书发现者彭令，向本报记者独家披露了文物发现及验证的幕后曲折传奇故事。
由中国太平洋学会召集举办，审阅评估《册封琉球国记略》帆亩（《海国记》，清沈复著《浮生六记》卷五）原件专家认证会，于2010年9月11日上午在京召开。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经过缜密研讨，确认了文中所记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作者在使琉球途中与在琉球所见所闻的6200余字出自古典《浮生六记》卷五初稿《海国记》。文中明确记述了古钓鱼台（岛）归属中国。
《记事珠》，发现在钱泳的笔下，有清嘉庆十三年“册封琉球国”的记载、许多
钓鱼岛属于中国证据(6张)关于琉球风物的详细记载，还有沈复的身世及《浮生六记》各卷的标题，共18页，6200余字。公元1808年，沈复随同齐鲲、费锡章出使硫球。《海国记》中记叙着《浮生六记》沈复出使途中的见闻。当船行中硫边境时，沈复以55个字简洁生动地记载下钓鱼岛领域祭海的场景：“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钓鱼岛最早在我国历史上的记载
从明代开始，钓鱼岛名称开始确定下来，该岛因成为大陆与琉球交通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明代古籍重点记录对象。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为册封琉球国国王而遣使入海，在日后长达数百年的时光中，琉球使者和中国朝廷册封使往来大陆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个“钓鱼屿”。1403年明代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原本被保留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中，该书是记载中国元明两朝航海的指南。在该书中重点提到，“钓鱼屿”是大陆通向琉球的必经之路，有着地标性的作用。
明嘉靖十三年，明世宗冲铅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出使琉球国，该团由琉球使团陪行。归国键清后的当年，陈侃为向皇上说明旅途见闻而撰写了《使琉球录》（1534年）一书，书中记载了途经钓鱼岛的情形：“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段话表明两个意思，第一，钓鱼岛是途经琉球的必经之路，早已为我国海图所标记；第二，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因为“夷人”在过了钓鱼岛，“一昼夜兼三日路”，看到“古米山”后，才开始因为快到家而高兴起来。由此可见，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自古以来就不属于琉球管辖。
戚继光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
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因为倭寇频繁袭扰我海防一事，明世宗命时任兵部尚书杨博，负责派遣使者移谕日本国王，命其管束倭人，释放掠虏的中国国民。杨博派出去的使者的名字叫郑舜功，这是我国首次向日本正式派遣的“问责使”。
郑舜功回国后把考察的日本国民风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名为《日本一鉴》（1555年）的书籍，共计九卷，包括“万里长歌”、“沧海津镜”和“天使纪程”三部分，其中关于台湾、琉球及钓鱼列岛的重要记载，成为后世研究明朝嘉靖年间中、日、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书中“万里长歌”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稿判前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中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百六十里。”其中所谓“小东”指的是当时对台湾岛的称谓，明确了台湾、澎湖以及钓鱼岛为中国所有。
书中还尤其强调了钓鱼岛所属台湾岛：“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即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所以在这里重点强调了钓鱼岛的所属与位置，是与当时抗倭背景分不开的。那时，戚继光抗倭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遏制倭寇入侵。自此以后，钓鱼岛成为中国大陆抵抗倭寇入侵和海盗骚扰的重要前沿阵地。不论是明代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以及他与浙江提督胡宗宪共同编纂的《筹海图编》，还是后来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和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为中国领土，并加以重点防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