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给各位分享的江青钓鱼台秘书方面知识点，其中也会对钓鱼台老总进行简单诠释介绍，也许能帮你解决现在面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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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篇鲁迅的文章？高手请进……
由鲁迅手稿遗失引起的风波作者：董保存字体： 【大 中 小】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办公室。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待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抓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去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告诉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是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5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扯扯周树青说：“我们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江青大发脾气。姚文元变成了帮腔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这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他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江青被吓了一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了解冯秘书，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些。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么？”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
“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把保密员叫来！”
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
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
“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好似在说：问这干什么？
他又补充一句：“保管的好好的，共有4个箱子。”
江青两眼冒火，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愣了，这是何故？怎么会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这么大的火？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一是江青是迁怒于人，把火气撒在别人的身上。她叫人查鲁迅的手稿，查了个遍，手稿就在她的身边，而且戚本禹还跟别人讲，她江青知道，岂能不火？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
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4个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一班人站在箱子旁边，等着她发话，都不敢动一动。她要再次发怒，说不定哪个又被抓起来。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
瞧她骤变的脸色，人们不知她又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让别人封鲁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
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
江青很执拗。
吃就吃吧，这样也可缓和一下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江青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点吧，干革命嘛！”
傅崇碧心里明白，留他们吃饭，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报复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说，鲁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却让人们去找，江青不成了贼喊抓贼的贼了吗？
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
“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一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卫戍区的几位主要干部答应着，乘车再次直奔秦城。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来。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
“没，没有，绝对没有。”
又是一个对不上。江青到底搞什么鬼名堂？她真的要报复戚本禹吗？
“真的没有？”
戚本禹虽有些惊慌，但还是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要再受骗了。
电话挂通了，听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他们赶回北京，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这是钓鱼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戏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发起疯来。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
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驻地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应该出来证明一下，他不光不出来证明，反而火上浇油：
“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
“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查！”
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电话。”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
“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
“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都在，等杨成武进了屋，江青先发制人：
“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好不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卫戍区，就批傅崇碧？不让别人说话。他没好气地说：
“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
江青哪能吃这一套，她听惯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哪能容得顶撞她。
她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跟着指责杨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杨成武很是气愤，他说：“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
说着杨成武站起身要走。
周恩来赶快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同志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的手上领会到了周恩来的暗示。杨成武止步，说：“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
北京卫戍区的师以上干部，被叫到了京西宾馆的第二会议室。
谢富治到第二会议室找到杨成武，说：“人都来齐了，你去讲吧。”
杨成武很不客气地对谢富治说：“我是陪你来的，你是北京卫戍区政委，总理要你去讲。”
“你讲吧！”
“我不讲。”
谢富治自我解嘲地说：“我讲就我讲，那你主持一下吧。”
“我主持一下倒可以。”
事后，谢富治怎么汇报的，杨成武不得而知
张永生的历史遗事
1965年夏，李讷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讷也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她在军报带头“造反”。
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27岁的李讷当上了军报总编辑。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张永生红极一时
张永生何许人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20多岁年纪，出身很好。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谈，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在钓鱼台受宠若惊
1968年，张永生在北京汇报情况时，被接到钓鱼台江青的客厅里，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青的精心安排.
在接见之前，先让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义，不言自明。
张永生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
张永生来到上海后，张春桥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提到浙江的形势，张永生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绝。原来，由于他处处“惟我独革”，排斥他人，自行其是，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
张春桥清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当江青的女婿吗？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文革”以后张永生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江青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了。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张永生，1940年11月2日出身于湖南沅陵县，祖籍安徽含山县。1960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1967年始先后任浙江美术学院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四届全国人代表，浙江省委常委等职。
早在60年代初，张永生创作画作品《贫协委员》、《学习焦裕禄》、《围海涂造良田》等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农村青年、少儿画报等刊物发表。其中《贫协委员》、《试试爷爷的枪》等被荣宝斋、天津博物馆、大同文化馆等单位收藏。并选入中国版画优秀作品，曾在日本大阪、神户巡回展出。
张永生潜心于学习探究中国画、书法、篆刻，继承弘扬传统，重于创新。默默无闻地砚耕墨耘几十年，特别在书法方面通篇连书四体字和五体字组合，吸收篆刻残缺，使用断笔法，新创独家一体隶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永生
江青秘书杨银禄解密：开国大典江青硬闯天安门城楼是讹传
2005年8月26日，“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转给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两篇文章：一篇是《开国大典内卫秘闻》（摘自《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另一篇是《书报文摘》2005年4月22日登载的《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摘自《党史博采》）。阎长贵在给邬吉成的信中说：“关于‘江青无缘开国大典’的事，现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记得在春节聚会时，您曾谈过事实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您清楚，您看能否写个东西澄清一下，不要使这个问题再以讹传讹了。如何请酌。”
同年9月，我到邬吉成家里去看望他，他把这两篇文章交给我，叫我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他说：“银禄同志，你先看看这两篇文章，然后我跟你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及我的看法。”
我接过文章，仔细看后，认为这两篇文章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其中心内容非常相同，文章都写道：“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截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 *** 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人是江青，可警卫并不认识她。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人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一直汇报到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我看完文章后，邬吉成说：“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我是从头到尾亲自参加了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哨兵拦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门城楼。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
“第一，那时候， *** 已是人人皆知的伟大领袖了，搞警卫工作的人员，尤其是警卫工作负责人也都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要上天安门城楼，询问清楚了再通过电话联系即可放行，为何仍不放行？
“第二，哨兵不认识江青，她又没携带任何证件，不让她进，联系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作为开国大典警卫工作的总指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主要负责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毛主席感情很深，对江青很熟悉，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被挡，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他会马上派人把江青接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绝对不会简单地说‘照章办事’四个字就把江青拒于场外。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就不怕江青向毛主席告状吗？罗瑞卿是一位很会做人、做事的人，绝不会做那种蠢事。
“第三，江青自从1938年11月与毛主席结婚以后，到‘文革’以前，对人是比较和气的，她去参加开国大典如此重要的活动，怎么会不佩戴代表证呢？况且，她身边还带有警卫员和护士，她们是干什么的？江青怎么会和哨兵吵起来呢？
“第四，当时住在 *** 的 *** 人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路线是：乘车出 *** 东门，沿着筒子河往东行驶，再往南拐，进故宫西阙门，再向右往南拐，汽车就直接进入了天安门北边的停车场，然后即可上天安门城楼。江青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干什么去呢？路线不对嘛。
“第五，那个时候，好像江青到苏联看病去了，不在国内，你可以查一查有关资料。”
经过考证，开国大典江青没有参加的确属实，那时她到苏联治病疗养去了。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六个月后， *** 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了浩浩荡荡的大军。 *** 的精英分子精神焕发地从长安街走过。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后，江青对我还谈起过她1949年去苏联治病的事情。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的大儿子突然发高烧。我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又急忙赶回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因为我知道此时江青快要起床了。刚赶回去，江青就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满头的汗水还未擦干。江青便问道：“小杨，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头上怎么这么多汗水？小心感冒啊。”我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她后，她说：“你儿子在这个季节发高烧，不是中毒性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热伤风。我告诉你，扁桃体最好不要切除，切除以后，副作用太大。1949年，我去苏联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住了7个月的医院，4月份去的，11月份才回国。以后我还是经常发烧，因为切除了扁桃体就等于撤掉了阻挡病菌的哨兵啊！”
江青跟我谈话的情况，证实了特里尔写的是对的，邬吉成的回忆也是对的——江青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挡，而是她当时在苏联治病。
为什么有人那样编写，并公开在报刊上宣传，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呢？对江青有意见、不喜欢她甚至憎恨她的人很多，因为江青本身（特别在“文革”中）有很多问题，但总不能为了丑化江青而不顾事实，有意演绎历史吧？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学者，绝对不能凭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无论事大事小，都要求真、求实、求信，并且有责任、有义务将所知晓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读者，还历史以真面目。
